最近开始看熊逸先生的一本书《春秋大义》,引言之一就已经深深的颠覆了我的三观,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读读。

春秋大义之“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LeeFang

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秦桧是不是大汉奸,甚至,秦桧是不是一位爱国志士,这好像一直都不是问题,可这两年却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参加辩论的人们很少有在发过三个回帖之后还能保持理智的。可翻翻旧书,咦,这却是个老问题了。

早在1935年,周作人写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发表在3 月21号的《华北日报》上,内容是声援吕思勉的。起因是,吕思勉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被国民党政府严令查禁。———单听这个消息,大家肯定都会为吕思勉鸣不平,想想那年头的国民党政府真没少查禁进步言论,甚至还派特务暗杀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这回肯定又没干什么好事。可是,先别急着下结论,看完周作人的文章再说:

报载十三日南京通讯,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如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中有云:

“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来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又云:

“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云云。

以上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

周作人的语气似乎过于温和了,他虽然抢先点了点吕思勉的错误,可这错误也无非是“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这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重心是在后半句一“意思却并不全错”,词锋虽冷,实际是说“意思基本上都是对的”,至于那句“至少也多有根据”则很容易让人想到: 如果不“至少”的话,那岂不是“很有根据”?

随即,用作人便引述历史文献以论证之,凿实吕思勉的“至少也乡有根据”,其中引到朱熹的话,颇有分量(朱熹毕竟既是圣人,又是那段历史的部分亲历者,为人为学更以气节闻名),继而点明岳飞之所以成为国人心中的岳飞,道理却在他处:

“···········秦捡现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熊逸按: 这是朱熹的话,原文较长,只引一句。) 可见在朱子当时,大家对于岳飞秦桧也就是这样的意见,我们如举朱子来作代表,似乎没有什么毛病吧。至于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义的关公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的尊敬有点情形相同。我们如根据现在的感情要去禁止吕思勉的书,对于与他同样的意见如上边所列朱子的语录也非先加以检讨不可。还有一层,和与战是对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而世上骂秦桧也骂韩侘胄,这是非曲直又怎么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云.....

后文就不引了,周作人这些话里,“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这一句一望便知是强词夺理,至于其他,据我所知的是,朱熹确曾是褒秦桧而贬岳飞的,这可真给后人出了大难题了,比如清代龚炜对此就忿忿不平,说朱圣人夸过施全,而既然夸施全,自然就等于在骂秦桧,自然也等于是深惜岳飞,至于为什么朱圣人夸秦桧很有骨力,要么就是朱熹在说反话,要么就是这话有什么特定背景,而大家都理解错了。乱纷纷的话一直很多,就连王夫之这样的大家竟也对岳飞不以为然,另如尤侗《看鉴偶评》,毛奇龄《重刻杨椒山集序》等等,多有议论。

现代人评论岳飞,常常惋惜他的“愚忠”,其实若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岳飞还算不得一个忠臣一一比如,单是“岳家军”这个名字的存在就分明说明他目无君主。岳飞的结局在“岳家军”这个称呼刚一流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注定了:只要在专制时代,凡是“某家军”必遭统治者的大忌。这世上只能有赵家军或者宋军,哪能有什么岳家军呢? 可这事也得怪宋朝皇帝: 岳飞军队的正式番号先后是“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后护军”,名字都太拗口,老百姓记这些哪有记岳家军、韩家军容易! (这就提出了一个管理技术的问题。)

可老百姓也很健忘: 仅仅在岳飞身后五十多年,陆游写诗“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句子底下自己作了个注释:““岳家军,这个词,大概是宋高宗绍兴初年的话。”(岳家军,盖绍兴初语。)———陆游这“大概”两个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

好啦,这件事就简单谈到这儿吧,谁是谁非我也没法判断,想想历史这东西呀,一百年来的事情尚且疑云密布,何况千年前的往事? 至于说扎实地回溯到宋代史料,在穷尽所有资料之后再作出冷静的判断,这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不知道你看完什么感受?